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嬴政命大将王贲率大军，从已被秦国占领的燕国为基地，南下攻打齐国。齐王建不战而降，齐亡。齐亡，秦国即灭六国，一统江山，完成了混一华夏的伟大历史使命。
然始皇并不止步于此，而是奋灭六国之余威，命蒙恬北却匈奴，收河套、筑长城，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。又命屠睢率军五十万，南取百越，设桂林、象郡，囊括东南。自此，大秦国南至安南烟瘴之地、北抵戈壁沙漠无人之区、东到烟波浩渺东海之滨、西临白雪皑皑千仞之山，基本将国土拓展到了当时可以触及的地理极限。
秦始皇人亡政息，秦国随之灭亡。
然而在秦国的尸体上，一个更加强大的王朝建立、发展、兴盛起来——那就是汉朝。
在经历了汉朝初期军事上短暂的劣势之后，有了文景之治的积累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随即挥军北伐，麾下两员绝世将帅——卫青击溃匈奴主力、霍去病封狼居胥，将大汉的军事力量延伸到了漠南、漠北。而后张謇出使西域，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，又将西域各国纳入大汉的保护之下，顺带打通了丝绸之路。
西汉灭亡，东汉遂立。
东汉一朝，先后有窦宪屡败匈奴、燕然勒石；班固投笔从戎、平定西域；马援恩威并施、南征交趾，重新宣示了中国的势力范围。
而后中国陷入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的混乱局面，少数民族被动或者主动地进入中原腹地，同汉族发生冲突、融合。然而中原政权只要略有余力，总不忘鞭笞一下周边小政权，这也是宣告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结束之后，就是强大的隋王朝。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是个韬光养晦的仁慈之主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就不一样了。
这位在历史上没什么争议的皇帝，虽然做事急躁了一些，不过当皇帝的套路还是正确的——乘着国家刚刚建立、国力蒸蒸日上、官员百姓进取之心未死的机会，努力做几件大的工程、取得几场大的胜利，奠定一个王朝极盛的高度。奈何他的手段未免幼稚了一些、思想未免简单了一些、能力未免低下了一些、思路未免混乱了一些，终于让一个极强盛的国家骤然暴死。
而在隋炀帝之后不久，另一位伟大的帝王在乱世之中诞生并成长起来，他便是唐太宗李世民。相比于杨广，李世民手段极为成熟、思想极为周全、能力极为强大、思路极为清晰，更在温和仁慈、温文尔雅的表面之下，隐藏了一颗狠辣无比的内心，终于把周遭一众少数民族政权打得排队叫“爸爸”，成为集中国皇帝和草原“天可汗”为一体的伟大人物。
正是有了强汉、盛唐的宏伟气象，中原政权在统一之后，要是没有做到四夷宾服，那就会在后世人眼里，留下一个弱小、卑微的形象。
好比南北两宋，虽然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都是正统的中原汉族王朝，可后世对其的非议却始终是纷纭不断。
就连生平覆盖北宋之末、南宋之初的朱熹，对所谓“正统”二字有一番著名的评断：正统，正统，那就是要既“正”，又“统”。
所谓“正”，那是要得国正当；所谓“统”，就是要统一华夏。
按照这个标准，盛唐固然幅员辽阔、器宇盖世，却是隋朝的臣子趁乱夺取天下，算不得一个“正”字；蜀汉虽是前朝宗室复国，却只能统治四川一隅，称不上一个“统”字。而既“正”又“统”的王朝，三代以后，或许只剩下汉、明两朝而已。
说回宋朝。
开国皇帝赵匡胤夺取的，乃是柴家孤儿寡母的江山社稷，算起来是个不忠之臣，大抵同“得国之正”沾不上边；又始终没有染指燕云十六州、西域、吐蕃，同“统一华夏”也没有太大的瓜葛。
所以，作为大宋臣子的朱熹，就抛出了这么个新的论断：只天下为一，诸侯朝觐，狱讼皆归，便是得正统。
这个标准也不算太高，也不算太苛刻。
只可惜，两宋不但做不到天下的大抵为一，也做不到诸侯朝觐，就连狱讼基本公正都值得商榷……
因此，说了阴阳话的朱熹，自然在南宋官场上混不开，早早断了仕途晋升之路，一心去做格物致知的学问去了。
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，那是自古讲究“天圆地方”的中国人，一向是将整个华夏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来看待的。就好像一个完整的人不能缺胳膊少腿一样，一个王朝不能做到四海归一，那就称不上是什么正统的王朝，这也成了一个朝代的所谓“原罪”了。
而要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人来看待，那这个人的心脏或许在中原、这个人的首脑或许在燕云、这个人的肺部或许在关中平原、这个人的肝脾肠胃或许在江南平原，但是这个人的肚脐眼，就一定会是在襄阳、樊城！
老辈子人，经常提醒小孩：遇冷遇热一定要保护好“肚脐眼”，否则就容易着凉感冒。
对于整个天下形势而言，这句话也没有说错——襄樊在谁的手里，谁就占据了整个主动权。想要混一华夏的势力占据了襄樊，那统一就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；想要偏安一隅的势力占据了襄樊，那就有了最得力的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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